——專訪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會長邵秉仁

　　企業觀察報記者 劉曉君

　　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會長邵秉仁 資料圖片

　　四年前的“全民PE”一度讓投資人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趨之若鶩。然而，被譽為“金融皇冠上的明珠”的PE，在經歷了野蠻生長之后，是在繼續上演“野蠻”的戲碼?還是沉靜后理性發展?

　　邵秉仁認為，當初大家都不了解PE，后來發現通過PE投資可很快獲取高額回報，這必然讓很多人熱衷于PE投資，但IPO的一度中止又讓大家冷靜下來。

　　現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央提出的新精神又給PE帶來了新希望。

　　然而，希望在哪兒?這一輪改革中PE能做些什么?邵秉仁認為，“這取決于國有企業改革的力度，取決于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的進程，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越充分、改革越充分，PE發揮的作用越大。”

　　駛入“健康”車道

　　企業觀察報：您認為目前股權投資基金行業尚處哪個發展階段?

　　邵秉仁：中國股權投資行業從小到大，從無到有，經歷了外資主導、本土快速跟上、專業化程度漸次提高、退出渠道多元化等不同階段，現在進入一個比較理性和健康發展的階段。PE行業的極高靈活性，使得募資和投資都要高度市場化，這些特點決定了無論面臨什么樣的外部環境，PE都能憑借自己的優勢靈活應對，在市場選擇下優勝劣汰。中國股權投資行業的發展見證了這樣一個規律，這也是我們一直推動經濟市場化改革和金融創新的必然結果。

　　企業觀察報：中國股權投資行業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之后，還存在哪些問題?

　　邵秉仁：現在行業的發展還缺乏完備的法治環境。當前股權投資行業沒有監管的法律依據，2012年修訂《證券基金法》時，曾試圖把PE納入進去，但是由于各方意見極其不統一，最終沒有成功。這些年，PE的發展有自由的空間，這是好事。但是按照依法治國的理念，PE也不能無法無天。所以股權投資需要法治環境，明確它的法律地位。

　　股權投資回歸理性

　　企業觀察報：在經歷2010年的“全民PE”后，您認為行業發生了哪些變化?

　　邵秉仁：投資更理性。當初大家都不了解PE，后來發現通過PE投資可很快獲取額回報，讓很多人熱衷PE投資，出現了全民PE熱，這是不可避免的。后來IPO中止，PE賺不到錢，自然就回歸理性了。

　　經濟“新常態”下，中央提出的新精神又給PE帶來新希望。特別是退出渠道的擴展，僅靠IPO退出是不夠的，應更多地通過股權交易，如通過北京、上海的股權交易所退出，股權之間的交易是企業并購、重組的主要形式。

　　另外，退出渠道的增加也使投資更加理性。因為我親身經歷過上世紀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了解股權之間的交易特征，現在的創業板、中小板這些方式其實是一個常態的退出渠道。比如投資人購買一家企業的股份，通過新的投資人引入，他可以將股份再賣出去。通過幫助企業提高管理水平和盈利水平，資產自然就能增值，在增值后再行退出，這種是常態化的退出方式。

　　浮躁之后歸于理性，重新認識PE投資，我認為潛力無限。但應該值得警惕的是，創業要有眼光、有風險意識、有發展意識，這樣才會促成創新。

　　央企PE切忌只逐利

　　企業觀察報：目前，國內股權投資行業已經形成金融機構、上市公司、產業集團以及PE/VC多方參與的發展態勢，其中也不乏央企PE的身影。您怎么看待央企PE在整個行業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和金融創新中應該發揮的作用?

　　邵秉仁：央企PE應該是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特別是關注實體經濟、關注創新型中小企業。國有企業投資就不應該像私人企業投資一樣，以營利為唯一的目的，當然也要賺錢。

　　如果央企PE是以央企和金融機構之間合作的方式，無異于金融的體外循環，類似影子銀行，這樣的方式我不贊同，說來說去都是國企之間利益的組合。

　　但是，從人才結合的角度出發，這樣做我認可。因為PE需要的是復合型的人才，懂實體經濟的未必懂金融，懂金融資本的未必能做實體企業。但從投資方向來看，央企PE如果不是投資國家鼓勵的行業，有助于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項目，那就毫無意義。包括在2006年央企主導的產業基金我一直持保留態度。包括政府引導基金，政府引導基金等于用財政的錢忽悠社會資本，財政的錢絕對不是干這個的，不能與民爭利，是要惠民的。

　　國企或者央企就是應該做私人企業干不了、社會又急需的一些產業，比如國防、軍工，這是誰也干不了的，因為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但即便是這樣，有些也能適度放開，美國洛克西德公司就是私人的，但照樣為美國服務。所以我們有些理念完全是錯誤的，與“十四大”以來中央做出的政治決議是相違背的，甚至是倒退的。

　　企業觀察報：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您認為PE能做些什么?該如何參與?

　　邵秉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本身主要是針對國企的，國企在能夠放開的環節放開投資準入，必然能為民間資本，包括PE提供投資機會。

　　但是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國企尤其是央企體量很大，如果他們把賺錢的行業壟斷、把不賺錢的行業扔給社會企業，這不是真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首先要把國有企業科學定位，這也是“十八大”提出來的。國有企業要辦，辦成什么樣的國有企業，什么類型的國有企業辦成公益性的企業，什么類型的企業可以走進市場辦成混合所有制企業。不是說國有企業越多越好，我還是主張，國有企業的關鍵是要控制國家經濟安全命脈，用少量的國有資本控制更多的社會資本，讓更多的社會資本都為國家服務。

　　另外，基本經濟制度“十七大”就已經提出來了，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是平等的競爭成分。所以PE能夠發揮的作用取決于國有企業改革的力度，取決于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的階段，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越充分、改革越充分，PE發揮的作用越大。

　　PE的未來與監管

　　企業觀察報：股權投資應該在實體經濟中發揮作用，特別是國外規范的股權投資已經通過PE手段助力實體企業發展，為什么從目前國內情況來看，PE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卻并不明顯?

　　邵秉仁：第一，國內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發展歷史還很短，真正有實力的PE沒有幾家，能夠募集到幾百億人民幣就不錯了，發展還沒有完全進入到應該具備這個實力的階段;第二，由于目前我們的PE的法律地位和監管方式有待改善，私募基金還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第三，PE都是追逐高回報的，這種高回報也促使它往回報最快、盈利水平更高的行業流動，比如現在的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金融理財等領域，都在往這些行業投資，很少往傳統的實體經濟投資。按理說PE應該投入在實體經濟、關注實體經濟，這樣它才不會發生較大的風險。

　　企業觀察報：近期以來，相繼出現一些民間融資過程中資金鏈斷裂的問題，攜款跑路的事件屢有發生，有人提出需要單獨立法來遏制這種現象，您怎么看?

　　邵秉仁：攜款潛逃、詐騙、非法集資等問題，工商管理部門、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等都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不需要PE行業再有這項立法。我們是要通過立法來明確PE的法律地位，不是說出點問題就嚴管，現在與其管制不如放開。

　　企業觀察報：您怎么看待PE監管問題?

　　邵秉仁：要適度監管。但在具體實踐中，存在過度監管的趨勢。特別是國務院將PE監管交給證監會以后就產生兩個問題：一是證監會把它視為證券投資基金，混淆股權投資和證券投資的界限，進行同一個模式的所謂監管，這就監管過度了。證券投資基金、私募或者公募都是投資到二級市場，直接進行買賣股票，當然要監管嚴格;而股權投資不是投到二級市場，投資過程中是上市前的系統，這就需要適度監管，而不是過度監管。兩者混為一談監管是對股權投資的打壓和抑制。

　　二是法無禁止即可行。按照依法治國的理念，法律既然沒有禁止，就應該給股權投資的發展創造廣闊的空間。因為第一PE有天然的自律性，第二不會造成泡沫。只要PE在工商部門取得了依法登記注冊，它就具有投資的資質，不需要再進行備案登記，備案登記沒有任何意義。應該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以行業自律為主、適度監管為輔。

　　邵秉仁曾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黨組成員、副主任，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黨組副書記、副主席。主持或參與了十四大以來國家許多重大經濟改革方案的設計。對所有制結構調整、產業經濟，國民經濟市場化、農業、農村發展與城鎮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壟斷行業改革以及電力改革等重大理論問題，都有系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