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觀察報記者 祖小檬

　　徽商大多是肚里真有墨水的人，儒家文化的浸潤此時成了他們焦慮的根源，即使富甲天下，政治地位仍然低下。當徽商的人生價值并未單單鎖定在財富上，財富也就不必然帶來他們所需要的尊嚴。

　　民諺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這一丟，就丟出了歷史上明清之際最大的商幫——徽商。

　　七山一水一分田，徽州地區山地貧瘠，耕地甚少，也不適宜耕種。即使近在30多年前，安徽的困頓也并不令人陌生。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小崗大隊的18名社員按上手印，自發實行了包產到戶。

　　也許徽州人的血脈里都有著一些相通的東西：不甘受窮，勇于思變。加上地處群山封鎖之間，適宜躲避歷代的戰亂，徽州是個移民社會，移民文化傳統中的冒險、求生精神，孕育出了一代代的徽商。

　　明嘉靖以后，從事商賈的徽州人數大量增加，他們活躍于大江南北，買賣“幾遍宇內”，在茶業、木業、典當業尤其是鹽業等貿易方面均取得了不凡的業績。清代康乾年間，沿江地域甚至流傳著“無徽不成鎮”的說法，無論是商業資本還是經營范圍，當時的徽商都算得上是獨執牛耳。

　　但徽商最引人注目的，在于亦商亦儒。他們是一群拿著算盤的書生，熟讀經史的商人。

　　“同安徽老板打交道，傳統文化是非常容易拉近距離的話題。”一名安徽籍企業家這樣總結。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為“儒賈”和“賈儒”兩種，無論哪種，都自覺不自覺地，以儒家的仁義道德要求著他們的事業。而他們的商業準則即使放諸今日看來仍富指導意義。

　　多才善賈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賈而好儒”，將逐利和讀書提到同等高度，不無自豪地標榜同鄉們的“左儒右賈”。

　　士農工商，士人和商人一首一尾，在徽商的身上打了個結。與他們同樣著名的山西同行不一樣，徽商以“業儒”出身的居多。清代山西巡撫劉于義在給雍正的奏折中曾說：“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由儒入賈、由商入仕，則是徽州人的普遍選擇。經商被當作謀生手段，而非人生目的。

　　徽商好儒，也在于徽州深厚的文化根源。朱熹祖籍徽州婺源，歷朝統治者的褒典追封，更列為科舉書目，使朱熹理學對徽州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本地人多依朱子家禮為行為準則，商賈門戶常有“三代四進士”、“一門十一進士”、“六部四尚書”等學霸血統傳說。如汪道昆其家，汪是領袖文人，倡導復古運動的“后七子”之一;汪氏一族更是當時商界富豪，資產鉅萬。

　　徽州當地商業的發展反過來也促進了傳統文化的進步。“‘工商為末’，而徽州末富者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顯清曾表達過這樣的看法：“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明中后期出現的早期啟蒙思潮，強調私欲，天理不能抹殺個人的欲望，這里也包含對物質的欲望。工商業者的地位有所提高，這些思想和明中后期出現的商品經濟發展，是互相呼應的。”

　　商德至上

　　不怕商人做不大,就怕商人有文化。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為“儒賈”和“賈儒”兩種。儒賈以經商為名而行儒教之事，賈儒以崇儒為名而行經商之事。無論哪種，都自覺不自覺地，以儒家的仁義道德要求著他們的事業。而他們的商業準則即使放諸今日看來仍富指導意義。

　　其一，公利為上。徽州商人重視錢財的積累，這是他們世代千辛萬苦、輾轉流離賺取得的，但他們更強調獲利手段的道德性，追求正當的商業利潤，同時也樂于承擔社會責任。

　　清代徽商吳彥先要求子弟經商常存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親好人”;儒家主張“因義用財，不竭其流”，即承擔社會責任，激發社會效應，才能使財源廣進。徽人素有“儉嗇”的名聲，但舍財取義卻毫不含糊。明代徽商汪平山做糧食買賣，某年歲歉糧價猛漲，汪平山手中有大批谷粟，如果按當時的價格拋出利潤翻倍。但汪平山將手中儲糧都以低價貸給民眾，活人無數。

　　這項“大道為公”的法則對踏入仕途的徽商來說同樣有效。實際上，沒有了物質資本的后院起火，為官者更能安心做個好官。仕途順暢時專心民生，仕途受挫也能用相對超然的態度面對。徽商為官的清譽，也促進了徽商的聲望。

　　其二，誠信原則。徽商堅持貨真價實，反對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奸商手段。

　　徽商吳南坡做買賣時,遵循“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飾價為欺”的誠實經商之道，口碑好到甚至客人只要看到是吳南坡的商號,便只管去買，不追問所購之物的品質,也不查看貨物是否夠斤兩。

　　徽州茶商朱文熾在廣東經營茶葉生意，出售的新茶過期后，他一定要注明“陳茶”二字，以示不欺，即使因此引起虧損，也無怨無悔。

　　不僅對客人如此，對從事經營活動的相關方也是如此。無論是進行合伙經營還是承包經營,徽州商人一般都要訂立合同作為商業信用的文字憑證，合同里規定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在當時的金融信托事業并沒有或者并無多少社會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的情況下,商業合同的訂立與執行的保證,則全憑對方的信譽和道義。徽商以誠信打開了市場。

　　其三，學以致用。《紅樓夢》中姑娘們理家，道“小事上用學問一提，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商場如戰場，把握時機審時度勢需要一定的文化修養。徽商好讀書，從書本里提煉出的商業智慧再運用到商際往來中，同當代企業家就讀商學院充電倒有些相像。

　　與EMBA的另一大功能類似的是，讀書無疑也促進了徽商們的人際交往。徽商有“儒商”的名號，他們在處理政府關系時，與王朝的實際掌權者——官員士大夫的知識體系構成相同，交際起來就更為相投。

　　日暮鄉關

　　徽商的悲劇，首先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悲劇。

　　徽州人極為重視智力投資。建書院、興義學，重文重教，不惜花費大量錢財，積極贊助公共教育事業，形成了濃厚的儒學氛圍。“十戶之村，不廢誦讀”，更不用說名門望族重金延師，開辦自己的私塾教育。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商人沒有不斷掙錢的思想，封建宗族社會中的人，他們想的主要就是榮宗耀祖。”清華大學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說。

　　徽商大多是肚里真有墨水的人，儒家文化的浸潤此時成了他們焦慮的根源。即使富甲天下，政治地位仍然低下。當徽商的人生價值并未單單鎖定在財富上，財富也就不能帶來他們所需要的尊嚴。

　　政治訴求也曾一度大大利于徽商的發展。徽商一來努力同政府打交道，借勢立業，爭取從事政府壟斷的行業獲利;二來通過鼓勵子弟向學，贊助教育，使徽州人考取功名的比例增加，這些做了官的子弟們，反過來也會幫助徽商壯大。

　　徽州人胡雪巖就這樣，開創了一條前所未有的、商人在傳統帝國中能夠獲取的最高身份的道路。二品紅頂戴，御賜黃馬褂。胡雪巖與左宗棠聯合，為政府籌辦糧餉，購置軍需，借助左的地位，向政治尋求商業權利，得到了地位，也最終成為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或許徽商的教訓早有苗頭。鹽業是徽商的主要產業，通過對鹽業的壟斷經營，徽商積累起了雄厚的資本。但經營特權是有代價的：捐輸、賑災、助餉、接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有事鹽商叫苦。單只嘉慶年間鎮壓白蓮教起義，徽商為首的兩淮鹽商就捐輸超過白銀700萬兩。當政府鹽法變革，徽州鹽商失去壟斷地位，就迅速地衰敗下去。

　　如此種種導致的結果，“中國封建社會的商人，都沒有完成封建社會商業資本向現代產業資本的過渡。”梁小民說。

　　徽商的今人代表，巨人網絡前CEO史玉柱曾有過這樣的感慨：“我感受到現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識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盡天時地利的漁民、農民和一些個體戶。”身兼傳統文化與商業精神于一體的徽商，其沒落是中國式的，來自財富社會與權力社會的博弈，而非武斷的、片面地歸于權錢結合。在市場與政府權力交替轉型，充斥著責怪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缺乏職業精神，總是圍繞著政治打轉的批評聲音的今天，徽商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徽商的經營理念：

　　1.強調獲利手段的道德性，追求正當的商業利潤。

　　2.以誠為本，以信待人。

　　3.前人經驗與商業實際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