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20年5月7日 /美通社/ -- 周牧之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長、東京經濟大學教授
編者按：為什么中國最強大的制造業城市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沖擊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都淪為了負增長？出口工業傳統發展模式的極限是什么？制造業以及全球供應鏈未來會向何處去？在云河都市研究院發布“中國城市制造業輻射力2019”之際，周牧之教授撰文深度剖析和展望。
“中國城市制造業輻射力2019”深圳蟬聯首位，蘇州排名第2位，東莞排名第3位
根據“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云河都市研究院發布的覆蓋全國29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中國城市制造業輻射力2019”出爐。 深圳、蘇州、東莞、上海、佛山、寧波、廣州、成都、無錫、廈門榮登該輻射力排名前10位城市的寶座，珠三角、長三角分別都有4個城市入圍前10名。排名前10位的城市除成都以外都有著便捷利用大型集裝箱港口的優勢，10城市貨物出口總額占到全國的47.4%。
惠州、杭州、北京、中山、青島、天津、珠海、泉州、嘉興、南京排名第11-20位，鄭州、金華、煙臺、南通、西安、常州、大連、紹興、福州、臺州排名第21-30位。
排名前30位城市貨物出口總額更是高達全國的74%。也就是說，今天制造業輻射力上位10%的城市創造了全國近3/4的貨物出口。前30位的城市中，只有成都、北京、鄭州、西安4城市不是沿海、沿江，顯示了集裝箱港口便利性對出口工業的重要性。
出口工業與集裝箱運輸發展相輔相成，制造業輻射力與集裝箱港口便利性的相關系數高達0.7，顯現所謂“強相關”關系。到2018年，中國港口的海上集裝箱吞吐量占全球份額高達28.5%。，中國囊括了全球十大集裝箱港口中有6座。
從三大城市群的角度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占全國貨物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達到6%、36.3%、24.5%，三大城市群在全國的占比高達66.9%。三大城市群，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是支撐中國出口工業發展的巨擎。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重擊出口工業
2019年是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全球供應鏈備受煎熬的一年。在中美關稅大戰的壓力下，中國的貨物出口總額仍然實現了5%的增長（據海關統計，按人民幣計算），引領中國出口工業發展的制造業輻射力上位城市的努力可謂功不可沒。
但是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病毒肆虐整個世界，全球供應鏈再遭重創。中國的出口工業遭受抗疫停工，海外需求銳減，供應鏈寸斷等多重打擊。
從2020年一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來看，“制造業輻射力2019”前10位的城市都淪為負增長，特別是深圳、東莞、上海、佛山、成都、廈門6個城市的負增長達到了兩位數。制造業龍頭城市稅費收入大幅度下降表明，作為全球最大的工業制品出口國，中國的出口工業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全球產業鏈成就了中國出口工業的大發展
中國出口工業的發展得益于制造業供應鏈的全球擴張。二十年前筆者曾經預測供應鏈的全球擴張將在中國的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形成全球供應鏈型的產業集聚，進而預測在中國會形成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二十年來的現實印證了筆者當年的預測，在這三個地區形成了規模巨大的全球產業鏈型產業集聚，而且三大城市群也逐漸成型并帶動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過去在制造業供應鏈的企業間交易信息中，不可以外傳、不能夠外傳的隱性知識比重非常高，為了確保隱性知識的機密性和磨合溝通順暢，企業之間重視長期的合作關系，甚至資本的提攜。供應鏈上的企業關系是金字塔型的。因此過去制造業的供應鏈是局限在一個國家，甚至一個區域之內的。例如，過去豐田汽車的供應鏈基本上是50公里半徑。
是IT技術通過標準化和數字化很大程度上減少了隱性知識的比重，大幅度削減了企業間信息交流的時間和成本。同時模塊生產方式更是公開了設計規則，使得全球的企業能夠公平地參與供應鏈上的競爭。由是，供應鏈得以沖破隱性知識的束縛向全球延展。供應鏈上的企業關系也從緊密的金字塔型轉變為扁平的網絡型，這一切給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提供了前提條件。
供應鏈向全球擴張的時期正好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偶然地吻合，結果中國成為供應鏈全球化的一大受益方。供應鏈全球擴張的三大推手是IT革命、運輸革命和冷戰之后穩定的世界秩序帶來的安全感。全球供應鏈打破了西方工業國家勞動分配率居高不下的僵局，改變了全球財富創造和分配的機制。
當然，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參與使得工業產品的價格大幅度下降。這種將隱性知識最小化的全球供應鏈是典型的交易經濟。
中國經濟的騰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供應鏈，所以在2007年出版的拙著《中國經濟論》中，筆者用了整個第一章來闡述中國經濟發展與全球供應鏈的關系。
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大致可以從加入WTO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一方面在觀念和經濟制度的改革上努力，另一方面是努力進入西方國際市場。2001年加入WTO終于使中國進入國際自由貿易體制，國際市場的大門向中國洞開，同時在市場經濟觀念上的改變和制度改革在此時期也已取得初步成效。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世界自由貿易體制相結合迸發出巨大的能量，中國一瞬間成為“世界工廠”， 2009年躍進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與中國經濟在此之前的步履艱難相比，加入WTO后的中國一舉步入大發展階段。強勁的出口工業拉動了一大批中國城市的迅猛發展。
2000-2019年，德國、美國的出口分別增長了1.7倍、1.1倍。法國、英國、日本分別只增長了0.7倍、0.6倍、0.5倍。在這期間全球出口總額增長了1.9倍，可以看到王牌工業國家的出口增長速度在都全球平均之下。與此相比，2000年還只有2,492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總額，2019年爆長到24,990億美元，達到了2000年10倍的規模。2000年在世界出口總額中只占3.9%的中國份額，到2019年已經猛到13.2%，穩居全球首位。
改革開放松綁釋放出的活力與加入WTO相結合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國際貿易紅利。
出口工業傳統發展模式的極限
中國出口工業的發展無論是增長速度還是擴張規模都是其他國家所不可企及的，中國在贏得了非凡的成就的同時，與美國等一些國家產生了規模巨大的結構性貿易不平衡。中國出口工業迅猛發展的結果，必然性的導致西方國家產業的空洞化。美國產業空洞化產生的沉重的壓力，從某種意義上成就了特朗普總統的當選。
陡然變得巨大起來了的中國存在感，讓許多國家越來越敏感。例如知識產權問題，又例如為了規避其供應鏈對中國的過度依賴，日本開始推行“中國+1”的備胎政策，鼓勵企業在中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拓展供應鏈。
中國勞動力、土地、環境、稅收等成本升高的問題也不容忽視。以勞動力成本為例，從制造業輻射力2019前10位城市的2000年~2018年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變化可以看到，上海的平均工資升高到了9.3倍，成都、蘇州、無錫是同8.5倍、8倍和7.5倍，寧波、佛山、廣州、廈門、東莞分別是同6.6倍、6.3倍、5.7倍、5.6倍、5.1倍，深圳由于在2000年的起點就比較高，在10個城市中間上升幅度最少，也有4.8倍。由此可見，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速度是何其劇烈。
在全球供應鏈中，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廉價優勢正在快速消失。
出口工業傳統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極限，中國的制造業亟待向更高層次進化。
向交流經濟進化的制造業
美國推行的制造業回歸政策是當下人們議論的焦點。但是筆者認為，其實即使沒有特朗普總統的強推，制造業向西方某種程度的回歸也會自然發生。
隨著中國生產成本的上升，一部分對利潤空間敏感的制造業離開中國不可避免。中國更應該重視的是先進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歸的新潮流。
隨著時代的變化，過去一味追求低價格的消費者們開始更多地注重感性、個性和與生產者之間的互動。使這些成為可能的大背景是工業生產模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發展中國家新工業化的前提從本質上而言，是模塊化生產使非熟練工人也可以參與組裝等工業生產活動，這是制造業供應鏈全球化的基礎。然而今天，模塊化已經進化到可以與個性化設計疊加，實現多樣化、個性化的小批量生產。在模塊化的基礎上，生產者與消費者通過互動可以生產出更具有設計性和個性的產品。
可以想象，未來的制造業，一方面是像半導體芯片這樣高技術含量核心模塊和傳感器等核心元器件的全球化供應。實際上這些年在西方國家，特別是日美企業一直注重發展核心模塊和元器件領域的優勢。另一方面是在核心模塊和元器件的基礎上，用戶與生產者互動生產個性化的終端產品，后者供應鏈的動線會既短又可視。
因此當下制造業向發達國家的回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向市場的回歸，是更進一步地走近消費者的回歸。制造業終端產品的生產將會越來越個性化，越來越本地化，即使沒有特朗普、沒有新冠疫情，這種回歸也會發生，這是制造業從交易經濟向交流經濟進化的一種表現。
因此，中國的制造業要及時認識到這一點，把握好制造業交流經濟化的新潮流，努力更新迭代，加強與市場的溝通和互動，重新定位自己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特色。值得欣慰的是，中國的許多城市已經不光有強大的制造業基礎，本身也置身于巨大的市場，相信一定能在制造業的交流經濟化中走出自己的新路，再造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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