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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咨詢兩位合伙人談匯聚全球英才孕育全球化企業
北京2026年5月25日 /美通社/ -- 典藏智慧,實踐真金。《典實成金——首席會科廳》是由《21世紀經濟報道》與IBM共同打造的高端圓桌對話欄目。 愿這一系列內容,成為你穿越周期、領跑時代的一份內參。本文根據采訪整理而成,相關內容的使用已獲得授權。
話題的由來:主語變了,"人"成了戰略命題
一個多月前的上海F1賽場,南方財經首席記者施詩注意到一個悄然的變化:中國元素越來越多。從冬奧會到即將到來的世界杯,中國品牌密集亮相世界級舞臺。品牌輸出的背后,關于"中國企業出海進階"的深層命題浮現出來。
十年前,出海是把中國制造運往全球;今天,研發、制造、售后服務都在全球重新布局。IBM咨詢大中華區合伙人、戰略與轉型咨詢部總經理董海軍將這種變化概括為:從"商品貿易"到"全價值鏈出海"。現在,地球不再是平的——貿易壁壘、地緣沖突讓每個區域變得迥異于前,市場裂成一塊塊碎片,企業得一塊塊去啃。表面看,出海是價值鏈延伸,實則越來越是整體性重構,這意味著挑戰變得更大。話題由此而來。
IBM咨詢大中華區合伙人、人才與轉型服務總經理于晨說,過去,人才以跑市場、跑渠道為主;現在,研發出去了、制造與供應鏈出去了、管理和售后也出去了,當企業是全體系地出海,它對人的需求必然變了,企業要能扎根當地、精準服務本地市場的運營人才,而這樣的人非常非常少。因此,客戶最常感嘆的就是:"我想出海,但我沒人"。
更為本質的是,當中國企業以品牌姿態走出去時,它不再是"參與者",而是舊秩序的"破壞者",有沒有能力打破規則,和建立新秩序?缺了扛旗的 "掌門人"和他的本地化團隊,一切無從談起。這就是出海2.0時代企業必須直面的起點。
"外派依賴"的陷阱:用不了的"本地人"和2.6倍成本的"自己人"
產品出去了,品牌出去了,"坐鎮一方"的人在哪兒?施詩提出了她的問題:出海企業到底該招募本地人,還是從國內派人?
用本地人,優勢很明顯——懂當地市場、文化和法規,能真正融入社區。但董海軍指出,這背后有兩個困難。第一個困難是管理文化的沖突。不同國家的宗教信仰、民族習慣、生活方式差異很大。而母公司的管理者習慣用自己熟悉的方式管人,到了海外就容易碰壁。比如越南員工習慣一天喝四次咖啡,上下午各兩次,如果工廠連個像樣的咖啡間都沒有,員工待不住,管理也推不動。第二個困難是,即便愿意用本地人,也很難找到真正符合要求的。很多企業轉而招募在當地長期生活的中國人,于晨同意這確實是一條"捷徑",他同時也強調了一個前提,是這個人與企業間在 "文化內核"上匹配,否則留住人及形成組織合力仍是待解問題。
似乎還是 "外派"中國員工來得干脆可靠,優勢的確也很直接——信任成本低,價值觀一致,執行力強。先把"水土不服"的問題放一邊,僅從經濟性上,于晨給大家算了一筆賬:全面合規的情況下,外派一個員工的成本,是當地招聘同樣崗位人才的2.6倍,這很貴!社保、稅收、家庭、孩子教育,樣樣都是錢。更關鍵的是,"外派"實質上是一個短期行為,它只是起點,人總是要回國的,扎不下根,融不進當地社會,短期帶管理理念和專業技能出去沒問題,但在決定企業能否長期扎根上,"本地化人才"才是答案。
于是,兩難局面就擺在了桌面上:用本地人,怕管不好、融合不了;用自己人,成本高、扎不下根。兩條路都難,究竟該怎么選?兩位合伙人的答案,不是二選一,而是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你要找的,到底是什么樣的人?
到底招募誰?以文化"內核"找"共建者",以信任破冰
找人這件事,難就難在如何信任一個"外人"。企業習慣了用自己人,外派雖然貴,但信任成本低,而信任一個不熟悉的人,要打破慣性,這需要時間。可出海往往急著要結果,沒有耐心去了解當地、扎根當地,信任關系自然建不起來。
施詩追問:信任到底從哪里來?
于晨認為,這與膚色或國籍無關,而在于一個人的"內核"。企業要找的,是真正認同企業價值觀的人。他在非洲遇到的一個黎巴嫩商人說:"我們黎巴嫩人原來就沒有家,所以來到這里以后,我就扎根在這里了。"當你愿意扎根,當地人的接納就會更好,信任就會慢慢建立起來,得讓別人看到你是真的想留在這里。于晨也點破了一個更深的困境:企業必須用適合當地市場的方式做事,可國內總部缺乏能夠駕馭這種"一體化結構"的人才——既理解統一的價值觀,又包容差異化,把不同節奏調勻的那個人。在國內單一的市場里,訓練不出或者無法批量訓練出能應對碎片化全球格局的人。你最缺的人,恰恰是國內給不了你。
有一件事就變得尤為重要——母公司對自身文化內核的清晰萃取,辨析哪些價值觀不可動搖,哪些方式可以靈活變通?誠信、創新、客戶至上等,這些必須全球統一;但如何實現它們,在工作習慣、溝通方式、激勵手段上則更注重接軌當地文化。如果企業的內核無法被巴西員工、尼日利亞員工等發自內心地認同,全球化這條路,走不遠。
董海軍舉了個小例子:一家客戶在越南的工廠,專門設計了很好的咖啡間,因為越南員工一天要喝四次咖啡,上下午各兩次。文化內核沒變——鼓勵員工更好地工作,表現形式因地制宜。內核一致、形式本地化,才是全球化該有的樣子。
對于信任,董海軍歸結到老子的一句話上:"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你不先給別人信任,就別怪別人不信任你。出海企業剛開始招人時,常常泥沙俱下,招到不合適的人,甚至因此破壞了信任感,從而不敢放手,只能退回到外派的老路上的作法,在董海軍看來是短視的行為,而真正的解法還是回到當地。"你要尋找的,是那些即使身處異國,依然能讀懂和認同你的企業愿景,并愿意用符合當地邏輯的方式去實現它的那個人。"
找對人,敢信任,扎下根——這三件事做到了,就有了打開人才困局的前提。
規模與能力的錯配:讓快慢不同的齒輪,合成一臺全球機器
董海軍用一個比喻講出了全球化運營的本質:每個國家的業務就像不同類型的齒輪,轉速不同、節奏各異,而全球化運營就是把這些不同的齒輪集成到一臺大機器里,讓它們協同運轉,這就叫"全球一體化的運營"。并非用同一種方式管所有地方,而是在統一的價值觀下,允許不同地區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方式,達成同一商業目標。這種駕馭復雜性的能力,沒有標準答案。
人才困境可能折射出了中國企業遇到的最大的困境:企業規模跑得太快,能力沒有跟上。過去40年,中國企業靠機會驅動快速長大,機會多,帶動規模極速增長,但能力并沒有同步提升。這造成了一種錯覺——覺得自己能力跟規模是匹配的。中國企業靠前者積累了資本、技術和產品,有底氣出海,但到了海外競爭環境,管不好當地業務與運營,發現規模領先不等于能力領先,短板就暴露了出來。
于晨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數據:中國CEO的平均年齡比歐美同行年輕15歲。15年意味著什么?就像我們現在回頭看15年前的自己的感受。怎么看人、怎么看社會與市場,這些東西并非靠學來,更靠經歷沉淀。15年的年齡差可能是15年的經驗差,這也會導致 "能力錯配"。
一個真正的全球化企業,首先得是能力領先的企業,領先企業的優勢來自能力系統化,而非單點成功。因此,中國企業出海不是再跑快一點,而是把能力短板慢慢補上來。能力的背后,是需要時間才能沉淀下來的經驗和治理體系,而這正是AI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無法跳過的階段:AI不是彎道超車,是加速補課
在談論人才時,我們無法回避正在重塑一切的技術變量——人工智能。很多企業以為AI能幫它們跳過某些階段,直接進入全球化運營的快車道。但董海軍明確指出:不可以。流程沒搞清楚,數據質量不好,是跳不到AI時代的。他稱之為"AI債務"或"技術債務"——過去欠下的流程課、數據課,AI沒法幫你逃掉。
但好消息是,AI可以加速補課。過去IBM做流程驅動花了15年,數據驅動花了10年;有了AI,流程可能5年、數據2年就能完成。AI不是幫你彎道超車——彎道往往是風險最大的地方——而是幫你把過去漏洞快速補回來,縮短追趕時間。
于晨的看法類似:F1的彎道超車靠的是技術積累和計算好風險,這兩點恰恰是中國企業現在比較欠缺的。與其想著超車,不如老老實實加速補課。對于CEO們來說,AI戰略必須與人才戰略深度捆綁。你要尋找的AI人才,不是單純的算法工程師,而是那些具有 "結構化思維" 的人才——他們能利用AI工具,幫你先把混亂的業務流程梳理清楚,把散落的數據資產標準化。只有完成了這一步,AI才能成為你全球一體化運營的底層操作系統,讓不同國家的員工,在同一套數據標準和語言體系下高效協作。
那么,怎么搭建一個全球化的人才平臺呢?在施詩與兩位合伙人的互動中,獲得了一個三層搭建法:
第一層,底層基礎:一致的組織邏輯、將組織、干部、文化這三者要緊密合一。這是全球統一的,決定了公司怎么看待它的核心人才。
第二層,人才運營:選、聘、育、留要根據當地的管理模式和人才供應情況,形成一個個小閉環,即大平臺上的各個公司。無論在什么地方,員工既能感受到自己是當地的一員,也有"我是全球企業中的一員"的歸屬感。
第三層,技術驅動:員工體驗要靠技術來拉通。董海軍說,如果數據不是全球的,企業就不可能是全球的。例如,他去美國辦公室,門禁、會議系統、管理名詞、商業定義全都是一致的。如果不是全球化的數據標準,員工沒辦法在不同的地方交流。員工體驗一定是技術驅動的員工體驗。用于晨的話說:出海一定要技術與人兩條腿走路,缺一不可。
于晨認為,出海企業最難找的其實是兩種能力,一是結構化思維——能在海外幫企業搭體系、建結構,而不是只輸出一個部門或一個環節;二是戰略定力——出海往往很長時間才能看到回報,沒有耐心和忍耐力走不下去。
真正的加速不是彎道超車,而是把能力更早地補上來。
怎么成為"全球信服的跨國企業"?
沒人有答案,但要保持興奮感,在行進中做好全球治理的準備。
訪談的最后,施詩拋出了一個她特別想問的問題:在AI時代,中國企業怎么能成為"全球信服的跨國企業"?董海軍很坦率:恐怕全世界都沒有一個現成的答案。我們的全球化剛剛起步,AI在全世界也剛剛起步,AI應用的路還很長,誰也不知道會演進成什么樣,但這件事一定會極大地重塑我們未來的社會形態。未來,真正的人工智能不再是工具,而是有社會身份、會自我成長、有自我目標的數字勞動者。到那時,社會的價值體系和分配體系都將被重構。在他來看,這對中國企業是考驗,對有200多年工業文明積累的發達國家企業而言,所帶來的沖擊可能還會更大。
于晨也捕捉到一個微妙的情緒:很多中國企業家談到出海時,不是興奮,而是焦慮。他說,大家應該回到創業時的那一剎那——那種對不確定性的興奮感。與找到答案相比,保持這種興奮感,更是本質上我們一定要去追求的東西。
在德國魯爾工業區,于晨陪一位副董事長開了一天會,回酒店的路上談到這天的感受,對方只說了兩個字:"老了。"不是人老了,是整個環境、社會給人的感覺"老了"——基礎設施完善但缺乏活力,產業工人專業但暮氣沉沉。而在越南,董海軍看到的卻全是年輕人,臉上寫著對未來的憧憬,眼睛里閃著光。這就是全球化必須面對的落差:有的地區年輕、有的地區成熟、有的懶散、有的內卷。國際分工不斷地演化,這也意味著,全球發展上,大家都有機遇。那問題來了,中國企業憑什么能走通這條路?
于晨坦言:做全球化企業,真的非常非常難!但他同樣認為,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如果連中餐館都沒有,那大概真是到了世界的盡頭。中國人的天性決定了我們在復雜的環境中、在坎坷中,依然能保持開放的心態、強大的吸收能力和韌性——這正是支撐我們走下去的關鍵。
董海軍接過這個判斷,把視角拉得更遠:開放的心態和積極學習的精神,是我們的底牌。但眼下的環境,已經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AI的到來,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迭代,而是人類從未面對過的狀況。為什么還能有信心?因為這個民族經歷了那么多風雨,最終走到今天,靠的是我們的成長性。難是真的難,能扛也是真的能扛。
寄語未來
在AI與全球化雙重浪潮下,中國企業最需要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駕馭不確定性的心態、經得起不同文化考驗的內核,以及把差異化齒輪集成為協同運轉機器的一體化治理能力——這是最難的能力,也是最重要的能力。要60歲CEO的經驗和定力,也要30歲年輕人的活力和對風險的渴望。
面對未來,一直與出海企業同行的他們,送上了這樣的寄語:
董海軍:不要急。向優秀者學習,做好自己的事情、包容差異并為社會貢獻價值。
于晨: 先出去!走出去,答案自己會長出來。
保持興奮感,山高千仞,一步一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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